近日，张朝阳就抵制JLF事件发表了个人意见，他表示：“看到有人反对抵制法国货， 一方面，出现不同的声音是好事， 改革开放30年, 互联网发展十多年了，当今的中国需要也容许多元化的声音，这是一个国家成熟与进步的表现。另一方面，作为多元化声音的一类，我本人赞成抵制法国货，而且我也不认为抵制法国货就是愤青的表现而不抵制就是理性的态度”。

“中国与法国的关系也是一种博弈制衡的关系, 博弈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不负责任的举动都应该有后果, 这时候如果我们只是高风亮节, 想展示所谓大国风度, 就只能纵容对方的不负责任。”

 “本质上, 法国人还是没把中国人当回事, 两百年的优越感不是那么容易就消失的. 所以, 法国应该为其傲慢, 偏见, 甚至因懒惰而没有认清当今世界的实力格局而买单, 任何国家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承担其后果。”

“我赞同抵制法国货, 就是要让充满偏见的法国媒体与公众感到损失与疼痛, 否则他们不会长记性的, 无论表面上多么善良与高贵的人其本质都是懒惰与贪婪的, 这是社会人类的本性, 改变世界的唯一办法是制衡 。”

而与张朝阳做出相反姿态的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则表示：

我关心的不是抵制本身，而是如何跳出事件，进而去思考我们该如何提升我们的民主素养，这才是真正要紧的。"我没觉得有什么压力，相反，如果我没有讲出自己的观点，那才是有压力的。

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并不是智者的行为，一个外交事件，特别是众多对方老百姓参与的事件，与文化的差异当然有最大的关系，你去费神探讨事件的发展由来，并不是处理此类事件的首要任务，首要任务是要有激烈的反应。这是三岁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情，只不过张朝阳说得更加精辟，有代表性罢了。

“一个中年人的爱国，一定更辛苦。”

年轻人爱国就不辛苦，其他中年人爱国，也未必都辛苦，独独白先生如此辛苦，为何？

爱国两个字，其实很简单，不需要太多高深的思考。鬼子来了怎么办？打呗！法国人触怒我怎么办？抵制呗！

就那么简单，如同儿戏，你打我一巴掌，我决不能傻站那儿，思考如何提高自己的什么素养，正确的办法回手就是一拳，不打是傻子，等到人家忘掉了，再打就是没气度了。

白先生就不理解，“他真实那样想的吗？”，不可思议，感到太简单了，不精彩，张朝阳竟然还不如自己聪明冷静深刻！

白先生是名角，是喉舌，长期以来因为传旨太监的职业原因，自我感觉一直很好，几乎所有时候都感觉自己很伟大很了不起，因为步调太一致，说惯了谎言，传旨的时候感觉这就是自己的意见，简直就是自己的肺腑之言。这就造成白先生一贯贵居天下、傲视群雄，以为海内士大夫无出其右。

也太小看了我泱泱中华亿万优秀儿女。

人贵有自知之明，身份卑微的人一旦膨胀起来，因为没有自知之明的缘故，就容易涨得更大，这也能理解，也没人把他当回事，否则广大网友早就把他哄下去了。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与喉舌相比，本身并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从王千源开始，反对中国人抗议、反对抵制家乐福的“精英”们，始终试图把自己归于一种高尚的不与这些愚民同类的立场，始终试图说出一些更加高尚的另类的话来，以示自己的不一般，“万人皆罪而我独醒”。

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火炬未开始传递就有了这种想法，大家都认为是对的东西―――就是错的―――一切从这个基本点出发。

所以就有了王千源的“我学过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我感觉这样很愚蠢。根据我的经验，这种局面经常是由语言障碍造成的，因为很多在这里的中国人是科研人员和工程师，他们都对自己的英语能力没有自信…让每个人能够用更宽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双方都是闭目塞听的，每一方都拒绝考虑另一方的立场…”

所以就有了白岩松的上述高论。

然而，无论乳臭未干的“神童”也罢，故作高深的喉舌也罢，托着腮帮子，苦苦思索，总也思索不出能够自圆其说的高论来，最后无不放几个空屁，完事。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这么泾渭分明的事件，也有人唱反调，试图干点什么。那么遇到更大的事件，国难当头的时候，也总会有人与众不同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个人，就是这样与众不同过。

以汪精卫为灵魂的“低调俱乐部”，聚集了胡适之、顾祝同、熊式辉、陶希圣、高宗武、周佛海等人，这些人可谓精英，比如今的某喉舌，精英得多太多了，然而却在抗战声浪如此之高的重庆，这群精英却忧心忡忡，奏出一曲与国家大势截然炯异的怪调来：

“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失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调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

“中国战则必败”

“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

汪精卫在抗战阵营里，越来越格格不入，在全国人民奋不顾身地投入抗日战争的神圣事业的时候，他成了地地道道的促退派、主和派。

请看汪先生的言论（与今日之王白之氏口气何其相似）：

“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

“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在亡国论的高级、前瞻、世人皆醉而我独醒的良好的自我感觉的驱使下，汪先生已然决然地走上了一条汉奸卖国的道路。

汪精卫的投降，与同时代的贝当，没有可比性，汪精卫投降后，其麾下的“伪军”为虎作伥，对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起到了极其恶劣的破坏作用。

蒋汪之分别，就在于蒋起码有其政治底线，不管他在抗战早期有过多么摇摆的想法，在民族大义面前，最终没有逾越自己设下的政治底线。

这个政治底线，汪没有。汪精卫的一生，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忽左忽右，骑墙摇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没有任何原则坚持，没有不好意思说出的话，没有不敢做的事情，没有脸皮可丢。最后被全盘否定，被死后戮尸，都是罪有应得。